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贵族联军击败，被迫在《大宪章》上按下印章，承诺“国王不得向国民随意征税”。尽管国王事后以“城下之盟”的理由抵赖，但他和他的后代却始终不敢完全撕毁这份合约。800多年过去了，《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仍然有效。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傻”？凭什么相信对方一定会信守承诺？为什么不干脆斩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约精神。

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线：这份合约是“以上帝的名义”缔结而成。否认上帝的至高权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许可以获得眼前的好处，但是既违背内心的道德，也可能会危及子孙后代。

《大宪章》纪念碑亭，由美国律协捐建。碑上铭文：纪念《大宪章》，自由受庇于法律的象征。《大宪章》开创了“王在法下”传统，启发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念：财产权是个人（尤其是穷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神圣不可侵犯；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律法才是国王；将权力关进制度和律法的笼子，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人类之所以能够制定文明规则，恰恰就是因为跳出了丛林法则，构筑了共同的底线。正是这种共同的底线，建立起了惩恶扬善的有限政府，明确了个体之间的边界，使每个人都可以和谐相处。那些最弱小的人，也不至于像蝼蚁一样活着。

其次，稳固的产权和平等的交换，使得多次、重复的交易和博弈成为可能，于是背信弃义的人逐渐被淘汰，这直接推动了契约社会的成型。茅于轼先生说，自由市场是养成美德的最佳场所，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自由市场的人们，或早或晚都会明白一个道理：损人利己和舍己为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长久的，唯有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赢，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令亚当·斯密惊叹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孟德斯鸠则是直言不讳地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相比较而言，自秦始皇以霸道开创君主专制，便以“天下归于一统”绞杀了贵族精神和民间自由，社会的诚信和仁义传统，就出现了大倒退。中央集权一家独大，官家垄断一切资源，商业没有丝毫空间；底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敢、也无力反抗，上层不到绝路永远不屑、也不懂妥协，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几千年来，社会都无法建立共同的底线，只能在这种“治乱循环”中打转。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帝国官僚体制的成型，儒家伦理和科举制度逐渐沦为巩固皇权、愚弄百姓的工具，这片土地彻底沦为一潭死水，整个国家没有任何制度更新、自我纠错的可能。人是会趋利避害的生物。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占据更多资源，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权力争夺具有不确定性，又增加了财产占有的不确定。米塞斯曾说：当破坏契约的成本低于（收益高于）遵守契约时，人们一定是趋向于破坏契约。

为什么遵守契约精神，竟然变成了一些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词？不是因为人种低劣，也不是因为没有这个传统，而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叙事逻辑，运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坏契约精神的“逆淘汰”机制。

晚清思想家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审判，见原告、被告和法官都同坐一室，且有律师为双方辩护，全不似晚清衙门之野蛮与落后。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回国后他对朋友说：中国的衙门每天都在为官员谋私利、制造大量冤案，而英国的法庭每天都在为百姓寻求公道、维护公平正义，这样的国家如何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