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文化地理学的视野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区域受到两种地域文化共同影响的案例。这种影响有如牛轭之两端。其区域整体面貌更偏向哪一方，取决于两个方向的文化角力。不光文化地理，这种现象在整个地表各要素的地域分异中都相当普遍。因而在区划研究开展得较早的自然地理区划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域共轭性原则，文化地理中亦然。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较早运用区域共轭性原则进行文化区划的工作是笔者之一对于资水流域文化面貌归属的研判。资水流域地介湘、沅二水流域之间，持续受到湘、沅二水流域共同的文化影响，考虑到其所受湘水流域的文化影响更深，因而在对湖南历史文化进行区划的方案中，将资水流域作为湘资区之下的一个亚区。稍后张晓虹在进行陕西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时，基于同样的学理考虑，将受到汉水流域和关中共同文化影响的商雒地区划归了陕南。

那两项工作中对于资水流域和商雒地区的研究都属于形式文化区。即设定一些文化指标，就各指标的空间状况先讨论单质的文化分异，然后再根据综合区划的原则组织起来划分出综合文化区。这种研究结果是客观明晰的，但它只能解释一个时间断面，若要考察文化区背后的形成过程，那么这种技术手段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一个手段，是考察当地感觉文化区的历史嬗变，即借助于各个历史时期观察者的感受，来判断其地域文化的变化。感觉文化区又称乡土文化区（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指的是一些通过心理认知而存在的区域。这个文化区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体认，它既存在于区域内居民的心中，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承认。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对人们的心理认同乃至区域划分都会持续发生着深层的作用。

在目前为止的感觉文化区个案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以襄阳为中心的鄂西北地区的历时性变迁。该地在秦汉时本来属于中原（南阳盆地），经过千余年演变，渐次成为南方以武昌为中心的高层政区的组成部分。谭其骧先生对此有所感觉，笔者之一以感觉文化区为思维工具给出了一个较充分的证明。事实上，这样的现象绝非孤例。笔者阅读所及，浙江湖州也是一个在文化面貌归属上同样具有明显变迁、其文化地位又足以引人注目的典型案例。

湖州地介吴越之间。所谓“居吴之阳，负越之阴”，很形象地说出了它的地缘条件。西南—东北走向的天目山脉将它一分两半，以东为水乡平原，以西为丘陵山地。境内山泽逶迤，道路纵横，北濒太湖，南接杭州；与苏州也不过一衣带水，隔湖相望。因此，它很容易受到吴、越两个方向的文化影响。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湖州为中心的吴兴号三吴名郡，载在典籍；宋元以降，此地却渐渐地与越地靠拢，以至与杭嘉并称，为浙省要区。这一变迁，既是太湖流域人文空间分异的一大关键，也是吴越文化地域整合的重要表现。到目前为止，研究江浙文化地理的论著已颇不少，但无一注意及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展开分析，希望能对揭示江浙两省之间的地域分异有所裨益。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学界所谓“吴文化”、“越文化”，通常是从考古学文化意义而言的。但本文的概念异乎是。本文旨在探讨历史时期当地居民和外地人对于湖州文化归属的心理认同，不能不依靠当时人的文化感知资料。因此，论述过程中凡涉及此类概念，均来自当时人的文化认知。大体相当于当时人心目中的一种地域文化。

以下先按时代展开分析，最后再作一综合性讨论。

二 “防风氏国”与“菰城”：越吴交替主导时期　　

在湖州历史上，最早的地域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防风氏国。在吴、越两国兴起以前，江南地区存在着诸多诸侯小国，防风氏国即其中一个。关于防风氏国的记载，最早出自于《国语·鲁语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

其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引述了与此基本相同的内容。

至于防风氏国以及封、隅之山的具体地望，史籍中有相当清晰的记载。《元和郡县志》在卷25湖州条武康县下有载：“封山，在县东南十八里。即《家语》云：‘封隅之山，防风氏之国也。’”可见，古防风氏国的核心区域即在湖州武康县———亦即今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一带。

据稍后的记述，防风氏国的文化带有浓重的越风。南朝任昉《述异记》云：“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由此可见，后世越地民众仍忠实地传承着古防风氏国的习俗。

考古学研究表明，作为越文化源头的良渚文化其中晚期主人就是防风氏国，良渚文化是防风氏国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的历史遗迹。这一先秦古国的存在对于湖州地域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其文化心理。近世湖州方志在述其地域文化渊源时，无不溯源至防风氏国。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开始在江南一带崛起。阖闾时，起源于太湖流域北部的吴国实力渐强，将疆域扩展至太湖南岸，湖州之地也被纳入其统治范围。阖闾命其弟夫在苕水以北筑城，以为其封邑。因该城狭而长，故以长城为名。吴国势力的覆盖也给湖州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除长城以外，西顾山、西湖、邸阁溪等均为吴文化范畴的著名历史遗迹。湖州之地受到吴文化的浸染，即肇始于此。

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湖州地尽属于越。战国时期，越国渐衰，越王无疆欲重振越国昔日雄风，兴师伐楚，反为楚兵所败，楚国尽取故吴地以至浙江。至此，湖州之地从属于楚。

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春申君献其淮北封邑，更封于吴，湖州地也在其封地之内。在其管治吴地期间，于吴墟西南建菰城，据成书于南宋时的嘉泰《吴兴志》追述，因“城面溪泽，菰草弥望”而得名。当地人传说春申君以此为据点，设立了菰城县。苟此解不误，则此为湖州境内出现地方行政建置之始。

楚菰城遗址在今湖州市区南二十五里，与吴国在湖州之地所建城址大致重合，考古学者判断，菰城县即是在吴国所遗旧城的故址上建立起来的。

“菰城”是湖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区域概念，在菰城县设置以前，湖州虽然先后受到越、吴文化的影响，但并未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地域实体。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基本单位的县，历代以来，虚置滥设者较少，按谭其骧先生的说法，“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因而其对境域内的文化整合，也有着很强的作用。

从文化属性来看，“菰城”在当时无疑是吴文化区的一部分。不仅其开发动力来自吴地，其县治（文化中心）也在旧吴所筑城池附近。自此，湖州地域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三 “三吴”之地：吴地文化主导时期

秦混一天下之后，于原菰城县址设乌程县，属会稽郡。当时会稽郡淹有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及宁绍平原，治吴县（今苏州市）。西汉将其以南的原闽中郡并入会稽，导致郡界南端大为扩展，而北部郡界略无变化。东汉分其北部为吴郡，治吴县；南部仍为会稽郡，其北界缩至浙江以南。自此乌程改属吴郡。

秦汉乌程县的地域范围史无明文。在清人的意念中，“全有今府属之归安、德清两县地及长兴、武康两县地之大半，并有今江苏苏州府吴江、震泽、常州府荆溪三县之南境，而吴县之两洞庭山亦本乌程地”，包括今湖州大部分区域。此说未必全是，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乌程”这一概念在文化上的辐射范围。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有云：“太湖，周三万六千顷。其千顷，乌程也。”可见“乌程”之地还包括一部分太湖水域。

在行政上隶属以吴县为中心的郡级政区，乌程顺理成章地受到吴文化的辐射。项羽少时，曾和其叔父项梁避仇隐匿于“吴中”；自唐以后，历代均有人认为此所谓“吴中”即乌程县。此说之有当与否可不置论，《越绝书》将“乌程”纳入《吴地传》，久已昭彰在人耳目。由此可见，在当时人概念中，“乌程”属于吴地是无疑的事实。

事实上，秦汉乌程所辖只相当于今湖州天目山以东之地。其以西的小部分地方，秦代置故鄣县，并以此为中心立故鄣郡。西汉改故鄣郡为丹阳郡，移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后汉因之。孙吴宝鼎元年（266年）正月，吴主孙皓分吴郡、丹阳郡为吴兴郡。《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孙皓诏云：　　

今吴郡阳羨、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

所谓“明陵”为孙皓父孙和之陵，在乌程。孙氏起自富春，自孙坚受封乌程侯，至孙皓已历三世。以此为中心分置吴兴郡，郡名中既寓含“兴”的美意，又带上“吴”地标记，这就为当地地域文化的走向奠定了基调。

吴兴郡的设置，是湖州之地独立成为郡级行政单位之始，同时也奠定了后世湖州的境域基础。孙皓初置吴兴郡时，其北境包有阳羡县（今江苏宜兴）。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分阳羡与丹阳郡之永世立义兴郡；此时乌程北境已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分立长城县（今长兴），吴兴郡北界遂止于长城。湖州之北境自此形成。

自东晋至宋齐，吴兴郡领乌程、东迁、长城、武康、临安、余杭、于潜、故鄣、安吉、原乡十县。梁分故鄣、安吉、原乡三县立广梁郡，吴兴仍辖有前七县。且一度在此设置震州。这一建置直到隋平陈后才得以改变。

随着吴兴郡的设立，兴起了一个“三吴”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史籍中最先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孙吴时韦昭所撰《三吴郡国志》。此书久佚，所谓三吴地域范围不详。后世对三吴有三种解释：

南北朝时，《水经·渐江水注》云：“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

唐代，则以丹阳代替会稽。如《通典·州郡·苏州》条谓：“晋宋亦为吴郡，与吴兴、丹阳为三吴。”《元和郡县志》同此。

同样在唐代，又有以义兴郡代替会稽郡的说法。《十道四番志》既以吴郡及丹阳、吴兴为三吴，又以义兴、吴兴及吴为三吴瑏瑢。此说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本。

上述三解，就韦昭所言“三吴”的本义来说，应该是《水经注》所言最为接近。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考之甚详。唐以后两说虽不无小歧，但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将会稽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说中，吴兴与吴郡一直稳定地跻身三吴。这可以反映出自三国以降及至唐代，吴兴一直是吴文化的核心范围。

南朝后期，吴兴出过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湖州历史上唯一的帝王陈霸先，长城人。显然是由于他的存在，给湖州的地域历史带来了一段独特的命运。隋代将陈霸先建立的陈朝攻灭之后，作为他的龙兴之地，三吴重地吴兴就连作为一个郡的地位也未能保住。入隋即郡废，治所乌程并入苏州。这一举措显然就行政角度有所不妥，仁寿二年（602年）又在乌程设置湖州，但仅过数年，大业初州废，其地又并入吴郡。

隋代的行政措施对湖州的地域历史形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吴兴郡废时，其南部余杭、于潜、武康三县之地并入杭州。入唐后，武德四年（621年）以乌程为中心复置湖州，领乌程、长城、武康、德清、安吉五县，这一区域自此长期稳定。北宋析乌程地置归安，明代析安吉置孝丰，辖县数目虽有增加，而空间范围却无有变动。

就行政归属而言，湖州在唐代起先属江南东道，其治所在苏州。乾元元年（758年），苏州置浙江西道节度使，辖浙江以西之地，湖州隶属之。建中二年（781年），浙江西道改为镇海军，并迁治所于润州，湖州自此为镇海军节度所辖。

虽然境域较六朝时的吴兴郡缩减近半，但在唐人眼中，湖州的地位仍然很崇隆。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有云：

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夏属扬州，秦属会稽，汉属吴郡，吴为吴兴郡。其野星纪、其薮具区、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

所谓“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应该是从汉末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孙氏来着眼的。孙氏自孙坚以后世封于此，南朝时又出有陈霸先，再加上在文学上英才辈出的武康沈氏，其人才之盛确实十分引人瞩目。

此时其地域文化特色，当然仍是典型的吴俗。宋之问《饯湖州薛司马》诗即有“镇静移吴俗，风流在汉京”之说。这可以反映外地人对于湖州文化面目的基本印象。具体而言，由于湖州因太湖而得名，因此它给当时人留下的记忆多与水乡泽国的景观相关。郑谷在《寄献湖州从叔员外》一诗中写道：“远看城郭里，全在水云中。西阁归何晚，东吴兴未穷。”不但以之为水云之城，更将其指实为东吴之地。也有人注意到水边的洲滩。如薛逢《送庆上人归湖州因寄道儒座主》有句云：“上人今去白蘋洲，霅水苕溪我旧游。夜雨暗江渔火出，夕阳沈浦雁花收。”霅水、苕溪均为湖州地物。张籍《霅溪西亭晚望》则称：“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头。夕阴生远岫，斜照逐回流”。其水悠悠而且有回流，一幅典型的平原水乡的地理图景。其后有句谓“吴兴耆旧尽，空见白蘋洲”，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古今对比。因之，有些诗人在此抒情时也就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地物，如孟郊《湖州取解述情》云：“霅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这就完全是在当地环境刺激下的心境抒发。无独有偶，李频《送陆肱归吴兴》也写道：“劝酒提壶鸟，乘舟震泽人。”完全将吴兴融化在了震泽的意象当中。

也有人注意到湖州的山。毕竟，湖州也有部分山地存在。本来在唐人概念中，山川映发是越地特色，吴地的意象是三吴烟水。黄滔“吴中烟水越中山”之句，可以说是地理意象层面的一个精简提炼。因之，湖州的山也就被唐人称为吴山。湖州刺史于頔有句谓：“霅水漾清浔，吴山横碧岑。”这当然是与欣赏浙东名山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司空图也有一句类似的诗云：“别画长怀吴寺壁，宜茶偏赏霅溪泉。”句中提及吴寺、霅溪，其实也是在写湖州的山景。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的标签也是“吴”。

但这一面貌在之后的历史中逐渐地发生了转向。

四 杭州崛起：湖州从吴地文化向越地文化转型　　

唐代以降，东南一带人文地理格局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杭州作为一个区域中心横空出世。此地在隋以前，不过是一个县治而已。灭陈以后，于此建杭州，自此成为中级政区。唐中叶以后，迭经名刺史按临，渐次与苏州并驾齐驱，为东南名郡。五代成为吴越国都，南宋复为行在，就此跻身六大古都。此后一直为浙省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乾宁三年（896年），临安人钱镠升为镇海军节度使，光化元年（898年），将镇海军治所自润州徙至杭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建吴越国，定都杭州。这一变局，对湖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杭州既为都城，周边自然不能没有拱卫之地。特别在其西北方向，其与杨吴政权的分界之地基本上就在天目山一线，因而按扼天目山北端的湖州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叙吴兴云：“吴越时恃为北面重镇，淮南来攻，由宣州出广德必道吴兴之郊，而后及于余杭。余杭之安危，吴兴实操之也。”这一论述十分精当。正因此，吴越国对湖州极为重视。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平定湖州高澧之乱后，钱镠以其弟钱镖为湖州刺史，并割湖州南部之武康县隶杭州，湖州遂仅领乌程、长兴、德清、安吉四县。

湖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其南端武康县位居天目山首，又紧临杭州，居高临下；无论对湖州、对杭州，均为战略要地。钱镠将其割隶杭州，显然是出于控扼腹心的考虑。同时，此举也加强了湖州和杭州在政治和文化地理上的联系。

长兴二年（931年）冬，钱镠遣人重修武康县境内的防风氏庙，并亲撰庙记，曰：　　

其有风山灵德王庙，本系属城，近归畿甸。考诸旧记，即先是武康县风山。又按《史记》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今属吴兴武康县。稽立庙之初，则年华渺邈，详图牒之说，则词理异同。唯有元和年再撰簷楹，见存碑记。彼既已具叙述，此固不复殚论。聊书封置之繇，直述旌崇之意……以风山灵德王昔年因举兵师，曾陈祷祝，无亏响应，显有感通。遂恳悃告虔，许崇堂殿……仍展牲牢箫鼓，庆乐迎神，耀威灵而万古传芳，标懿号而千秋不朽。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骘之相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撰。稟元化而同垂恩福，镇土疆而庇护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永绝天灾地沴，常欢俗阜时康。

此文在清以来各种文献中多有著录，碑石现存湖州市德清县博物馆。文中有一处不可解。武康自开平间改隶杭州，至宋以前，未闻曾回属湖州；而此文却称“今属吴兴武康县”，于道理不合。按嘉泰《吴兴志》载武康县防风氏庙有二，“钱氏封为灵德王，号灵德庙，有石刻存”。但并未引录石刻全文。颇疑原记文已不存，此文系后世好事者伪托。但无论如何，该庙于钱氏时受封当为确凿之事。

防风氏由普通民间神祇上升为灵德王，从行政层面来说，是一个对民间信仰规范化、官方化的举措。事实上，它还附着了更多的含义。上文已述，防风氏在文化归属上属于越文化系统，将其升级封王，表明了钱氏对越文化的彰显。这一取向在之后的钱氏政权中仍得以贯彻。清泰二年（935年），应继钱镠为吴越王的钱元瓘奏请，后唐敕“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铜官庙改封福善通灵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王”。此举以湖州与杭、越二地等量齐观，杭、越二州无疑是越文化的核心地域，这表明在吴越钱氏的官方意志中，湖州已经进入了越地的范围。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纳土。次年（979年），杭州武原县复名武康县，重隶湖州。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析乌程县置归安县，至此，湖州共辖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德清、安吉六县。

值得注意的是，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中有两浙路，元丰年间（1085年前后）所领为杭、越、苏、润、湖、婺、明、常、温、台、处、衢、睦、秀十四州，治杭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如果说，五代时湖洲从属于以杭州为中心的地方政权，事属割据，不得不然；入宋后天下一统，基本上以吴越旧疆置两浙路，此举对湖州地域文化的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宋初，《太平寰宇记》叙各地风俗，对湖州的描写是“同苏州”。这显然是因其长期为三吴之地，仍保持着历史惯性；而此后的发展却是继续一步步向越地靠拢，再不回头。

北宋湖、杭两地的交往极为频繁。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以杭州通判的身份赴湖州查验堤堰利害，与湖州知州孙觉诗文唱和，写作的《墨妙亭记》和《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流传至今，为书法史上的名作。这一史实包含两大关键信息：其一，对当地极为重要、事涉民生的水患治理，湖、杭两地可谓联为一体。其二，两地的文人墨客同气相求，联系密切。这对两地的社会风俗自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湖州籍著名词人、号称“张三影”的张先为例。张先乌程人，致仕家居以后，受到西湖山水的吸引，时常勾留杭州，与当地文人密切往来。他先后与知杭州的唐询（先知湖州）、蔡襄、祖无择、郑獬、陈襄、杨绘均有往还，还留下了不少诸如“西湖风月，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之类的写景名句。

“霅水越溪风信好，尺书多幸屡相投”。随着湖州在文化上不断地向杭州靠近，在北宋诗人的眼中，湖州与越地已经是同风而化。词人黄裳将湖州的典型意象“霅水”与“越溪”视同一体，应该反映了当时一般文人对于湖州地域文化归属的认知。

靖康南渡后，两浙路一分为东西二路，分别治绍兴、临安二府。湖州自然属于以行在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西路。值得注意的是在安抚使的设置中，建炎元年（1127年）杭州“带本路安抚使，领杭、湖、严、秀四州”。这一区域的北界，与今江浙间省界的走向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后世松江府之地尚未从当时的秀州中分出）。这虽然只是临时性措置，但无疑预兆了后世江浙两省分疆划野的基本位置。回首之前的“三吴”时代，此时对于湖州的地域归属无疑有了新的考量。

新考量还体现在地名上。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从臣集议请，改湖州为安吉州，辖县一仍其旧。此举虽因平定“霅川之变”而起，但无疑蕴藏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安吉本县名，汉末从故鄣县析出。《越绝书》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游会稽，“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可见故鄣县是在接收大量越人移民的背景下设立的。三国末，吴主孙皓立吴兴郡，隋唐后改湖州，安吉一直为其辖县。至此将其升级为州名，可以说是对当地区域文化历史的一次重写。说明在南宋后期君臣的眼里，湖州已是渊源有自、其来久远的越人故地，简直与之前的“三吴”无大关系了。

还须指出的是，自宋室南渡，将杭州定为行在以后，湖州与杭州之间的文化联系较之前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对地域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科举考试，之前无须借重杭州。北宋定为三年一考，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南渡后，省、殿试地点由汴梁改为临安，因此，大批湖州士子不得不以临安为目标及勾留之地。据《梦粱录》记载，每逢临安举行省试，“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据研究，南宋湖州籍进士达329人，数量十分可观。可想而知，南宋一代湖州士子来往湖、杭之间者必当数倍于此，这无疑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文化沟通。

又，宋室南渡后，世家大族集聚在临安及其附近，而“吴兴去宋行都最近，苕霅两水分贯郡城，宋诸王公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故吴兴郡城萃起于汀州浦溆之上”。据嘉泰《吴兴志》记载：“高宗皇帝驻跸临安，（吴兴）实为行都辅郡，风化先被，英杰辈出。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寓于杭州的湖州籍词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进一步描述了这一盛景：“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作为行在辅郡，湖州简直起到了行在临安的一个卫星城的作用，充当着大量官僚士大夫的卜居、休憩之地，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伴随着两地日趋密切的文化来往，至南宋中期，湖州风俗已明显与临安趋于一致。据《舆地纪胜》记述，临安府“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厚滋味，急进取”；而安吉州则“人性敏柔而惠，尚浮屠氏之教，为僧者众。奢靡而亡积聚，厚于滋味，善于进取”。两相对比，其中的差异实在是微不足道。不仅如此，宋末元初人戴表元在湖州南浔曾感叹：“吾道真迂阔，浮家尚越吟。”直接将当地的吟唱判为“越吟”。方言民歌是判别文化归属的重要指标，此时湖州方言腔调既被贴上“越”字标签，其整体地域文化特征可不言自明。

种种证据显示，五代至两宋，湖州往昔的吴文化色彩已消褪殆尽，全方位实现了朝越文化的转型。

五 “杭嘉湖”一体：越地文化主导时期

元代以异族入主中原，在大尺度行政管理层面，推行行省制。今苏南及浙江、福建之地属江浙行省，治杭州。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安吉州为湖州路，辖境一仍其旧。元末群雄逐鹿，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取湖州，改为府，以之隶属此前设置于应天府（今南京）的江南行中书省；另立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洪武元年（1368年）罢江南行省设南京，十一年（1378年）改为京师，湖州府均属之。十四年（1381年），“以直隶嘉兴、湖州二府隶浙江”，今江、浙之间的省界就此奠定。而湖州境域历明至清均无变动。

明代的举措特别耐人寻味。此前从唐至宋元七百余年，太湖流域一直完整地隶属于同一个高层政区，行政中心五代以前在太湖以北（先后在今苏州、镇江），宋元两代在太湖以南（今杭州）。明代在太湖以北与浙江以东分置两个省级单位，划界时却并未照顾太湖流域的地域完整，而是将界线定位于嘉、湖以北，以嘉、湖两府隶属浙江。这是可以说是东南一带人文空间格局的一大变化。这一局面一直沿袭至今。

明人普遍认为浙江为越地。如明中叶李濂有言：“浙古越地也，江海毓灵，故自昔多才杰。”湖州脱离苏州而改属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省，从文化角度可谓出吴而入越。

自从明初浙江行省北界奠定以后，杭、嘉、湖三府因同处太湖流域，又共隶于浙省，无论自然条件和社会人文环境都十分接近，彼此间关系越来越亲近，以致该地域从自然地理角度被称为杭嘉湖平原，在文化上也常常被视同一体。自明以降的各种载籍中，以杭嘉湖并称的史料不可胜数。最著名的如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总括道：“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章璜在《图书编》中亦有云：“杭嘉湖地饶多利，俗尚纷华。”

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除了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基本条件相似，其实还有一个制度上的保证。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朝廷命官“专理杭嘉湖三府预备之政”，其动因是浙江廵抚侍郎周忱上言：“杭嘉湖三府水患未消，流移未复，综理庶务，必得专官。”这一设置也就是杭嘉湖分守道。入清后，这一建置除在康熙后期一度中断，雍正四年（1726年）复置，并一直得以保持。

明清杭嘉湖在文化上渐趋于一体，首先突出表现在民间习俗上。例如，明中后期对长三角影响深远的杭州天竺香市逐渐形成，其中香客的主体便来自杭嘉湖一带。《陶庵梦忆》载：“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此中，山东进香普陀的香客只是取道，尽管也来到西湖，并不表明他们对杭州存在地域上的认同；而嘉湖两府香客的目的地就在天竺。考虑到文中撮述的香客主体并未出现其他地域，即使同样近在咫尺的绍兴一带也未见提及，显然这条史料可充分反映杭嘉湖三府在文化上的关系异常亲近。

朝香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但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普通人的活动空间相当有限，朝香往往是其年度生活节律中的大事。很多方面的观念和行为均受到影响。共享天竺朝香这一习俗，完全可视作杭嘉湖民间风情较为接近的一个缩影。

当然还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明清杭嘉湖一带的文人，彼此唱和、结社，互动频度较之宋元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到了清代，在全国也属于极高水准。这方面，文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分析其中姻娅关系、亲缘关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清代杭嘉湖的文人已经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因而得出了“可以说清代杭嘉湖文学社群本质上是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判断。考虑到传统社会中知识精英大多兼有文人属性，这方面的考察无疑可以成为透视杭嘉湖社会关联度的基本指标。

在杭嘉湖文化一体的背景下，明清时期的湖州已完全为越文化所主导。明清人意念中的湖州，均与越文化相关。明代嘉兴平湖人屠应埈在《赠袁子永之戍湖州》诗中云：“子行戍故越，予留滞幽燕”。毫不含糊地将湖州之地视为“故越”。清初昆山人徐元文送德清人徐倬回湖州，亦有句称：“菰城片帆举，明年越山春。”对比上引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霅水漾清浔，吴山横碧岑”之句，同样述湖州，前吴而今越，真不禁令人感慨时移而世易。

值得注意的是，徐元文老家昆山密迩苏浙省界，同处太湖平原，竟清晰地直指湖州为“越”。无独有偶，稍后苏州人吴俊在《荒庄感旧图歌为张瘦铜舍人作》诗中也有句谓：“具区一水限吴越，清梦时堕菰城烟。”也明明白白地以太湖为吴越地域的分界。这种判读，虽然用的还是传统地域文化的标记，但显然掺杂了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妥协。

当然，毕竟地处浙省北沿，与吴地中心苏州唇齿相依，因此，诗人们在吟及湖州时仍未免提起它曾经有过的吴记标签。特别是用以发思古之幽情。如明代曾任长兴知县的熊明遇有句云：“越绝山川堪寄寓，吴兴雨露更留余。”以与“越绝”相对，所谓“吴兴”显然有一份追抚往昔的情怀在。清人计东《题黄复仲画册二首》诗称：“吴兴诸名山，越皆赐姓计。”不言而喻，作者面临的是与前人类似的情境。虽然提及“吴兴”，令人不禁想起“三吴”的往事。甚至有人直接将湖州称为“西吴”，如嘉靖时宋雷著《西吴里语》，万历时谢肇淛撰《西吴枝乘》，均叙湖州事。只是形势比人强，此时的湖州已被舆论公认为越地，再也无法更改。

六 文化共轭的依凭及表现

以上分四个阶段论述了湖州地域文化归属的发展变化过程，应该说，材料是不无片面之嫌的。因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场、视角的影响。即使出身地域相同，阶层、群体有异也可能导致文化认同出现偏差。要讨论历史时期湖州的地域文化认同，最理想的状况是将各阶层、各群体的状况一并考虑，庶几可得出更丰富、更立体的认识。本文依据的史料，基本上出自文化精英之手，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文化感知完全无法展开讨论。这当然不无遗憾。考虑到对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力，应该说，关涉湖州决策层面的文化感知，基本上已见于上述。

现在要讨论的是，湖州地介吴越之间，从地域开发以及历史文化渊源来讲，吴越两地对它都有着足够的张力，而现实的表现却是，它在任意一个时期，吴、越对它的共轭都会分出一个主次。此其一。其二，从具体历史过程来讲，虽然湖州很早就有越文化的源头，但在五代以前，它的发展方向趋向吴地；而五代以后，尽管太湖流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它的文化向心力却转而趋向越地。其故安在？

兹先讨论第一点。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区域认同深受政区影响的一个表现。

从学理的角度考虑，文化区与政区从本质上是不同性质的两类人文区域，但文化区本身有若干层面。除本文引论所言形式文化区和感觉文化区之外，还有一个层面是功能文化区。即着眼于某些文化功能而形成的区域。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政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同时也是一种功能文化区。早在秦代，全国普遍实行郡县制不久，秦始皇就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定下“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后世历朝沿其制亦师其意，往往以教化作为地方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汉代的情形，余英时先生已有讨论。时代晚近如明宣宗在《御制官箴》中，仍有大量的类似表述。如《各布政司箴》有谓“承流宣化，夙夜念哉”，《各府箴》有“邦国之本，实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于仁”，《各州箴》有“兴举学教，敬恭神祇”，《各县箴》更是谆谆告诫“既厚其生，必道其行，有礼有仪，善俗用兴”，并且要“致恭神祀，致励学校”。可见通过地方行政贯彻文治教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要传统。

作为这一传统的重要表现，便是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地域认同，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政区的制约。笔者之一之前在研究湖南的历史文化综合区划时，得出的文化区、亚区方案基本上与一些中高层政区的界线相吻合；张晓虹对陕西、朱海滨对浙江的工作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这显然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地域分异、文化地域认同的一些共同特征。

至于第二点。早在先秦时期，湖州之地兼有吴、越两系的文化渊源。秦代郡县天下以后，到唐末为止，湖州在行政上一直从属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政区；秦汉时期以县级单位从属于以苏州为中心的郡，三国立为吴兴郡以后，又通过“三吴”的纽带与吴地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五代钱氏定都杭州，以湖州为其肘腋之地，此后又一直隶属以杭州为中心的高层政区，这才导致湖州固有的越文化渊源越来越彰显，直至成为越文化的核心地域，并逐渐消褪了之前该地的吴文化特色。

这中间，杭州的崛起是一个关键性的地缘因素。早在秦代，以太湖流域与浙江流域设置会稽郡，行政中心位于今苏州；西汉因之。东汉以浙江为界，将其分为吴、会稽两郡，治所分别为吴县（今苏州）和山阴（今绍兴）。这一较大尺度的空间政治形势一直相沿至唐后期的浙西道和浙东道。在这一空间格局中，湖州无论从历史文化渊源还是现实政治态势，都不可能摆脱吴地影响而投向越地怀抱。它成为“三吴”之一实在可谓理所当然。

问题是随着江南的地域开发，浙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突显。隋代以今杭州为中心设置余杭郡，虽所辖仅限于浙江入海口附近数县，但此举显然是看到了杭州在空间上的潜能。经过唐代特别是唐后期的发展，五代时钱氏将此地定为都城，虽有出于乡梓之地的考虑，更重要的显然是，只有定都于杭州，才便于控扼整个浙江流域。既然如此，与杭州近在唇齿的湖州就必须成为它的三辅之地。

自兹以降，浙江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不能不受到足够的尊重。既然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域，其中心便不能不位于杭州。杭州既然成为一高级政治中心，其周边便不能没有拱卫之地。特别考虑到湖州的地表结构，它控扼天目山脉，有居高临下之势，顾祖禹已然看到，“夫安吉之于浙也，犹头目之不可不卫也。一或不慎，陨越随之矣”。可以说，自从越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杭州，湖州的文化宿命就已经注定。

“三吴”时代，越地中心位于今绍兴；吴、越文化对湖州的共轭，相当于苏州、绍兴在湖州进行文化角力。湖州与前者地域邻接，与后者距离悬远且中隔浙江，结果自然是前者的影响占压倒性优势。杭州兴起后，吴、越对湖州的文化共轭，一变而成为杭、苏二地在湖州进行文化较量。湖州距苏、杭直线距离几乎相等。苏、湖之间中隔太湖，波涛汹涌且多有盗贼；杭、湖之间为内河水道，自唐以降屡有兴修水利之举。就交通来往而言，杭州显然更为便捷。既如此，在文化上更易受到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

七 余论

本文是一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在以上论述中，经常要援引历史政治地理层面的证据。诚然，政治态势对区域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发生意义。但反过来，地域文化对于空间行政也会起到某种程度的反哺作用。笔者之一之前在研究湖北的历史文化地理时，就注意到当地历史上存在一系列感觉文化区。赖有这些文化观念，使得湖北在高层行政区划层面自汉以后屡经割裂，到元代几乎是支离破碎，然而到了明代，仍不得不回到同一个高层政区。可以说，是感觉文化区一直在维护着湖北的地域完整。

湖州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从深层意义来说也有几分类似。之前学者在研究行政区划变迁时一直不很清楚明代为何要将浙江的北界包括湖州、嘉兴。谭其骧先生推测“大概觉得浙江太小而直隶太大了，才又把离浙江省会杭州很近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这一推测应该讲不无道理，然而史料中找不到依据。如果仅仅是因为大小的问题，为何不把苏、松二府也割给浙江呢？可见还有其他的考虑在。

谭先生注意到“明以前的太湖流域本来一直同属于一个政区”，而“从来没有分开过”，由此他认为，将湖、嘉划归浙江后，形成的是“一条极不符合自然区划、完全人为的省界”。事实上，从上文所述可见，自五代以降，湖州的地域文化已经走上了与杭州日益亲近的发展道路，历经宋元，简直已经密不可分。而与此同时，与苏州一带吴文化的地盘已拉开距离。将其划归浙省，由此形成的省界与地域文化分异的结果完全吻合。可以说，这条省界是有深厚的人文背景作为支撑的。

况且，就自然区划而言，古人似乎并不认为太湖流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区域。顾祖禹认为：“太湖在诸郡肘腋间，与敌共险，先乘者胜矣。”这是从军事角度立言。既以之为天险，可见他并不认为以太湖为政区边界显得很异常。曾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更是理直气壮地写道：“盖吴越以南江分界，吴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属吴，湖以南属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华、严州皆越地也。”这段阐述，不仅指明了吴越分疆的自然依据，而且还道出中间的文化底蕴。此言虽不无为即成事实找理论依据的嫌疑，但古人的观念与今人不同，可能表现在很多方面。即使看起来一目了然的自然区域观念，很可能也存在着古今变迁。

来源：阿隆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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